《巴西之根》译后记
《巴西之根》
西西女士曾在《我城》的开篇《序言》中写道：“一部小说，有时真像一棵树。初生时，它虽然在原地生长，却时而想突破限定。经过季节的变换，它落了一些叶子，有时落得很多很多；然后又另外滋长一些，而且劲头到来，天时地时恰好，它茁长得连自己回过头来也吃了一惊”。的确是这样没错，而且，会如许生长的，其实也不只小说。正如一位书写者会随其个人经历与岁月更迁有所改变，一部作品，即便一部公认是“天然浑成的经典”[1]作品，同样可能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呈现出多种不同样貌。
本译文依据的是2016年Companhia de Letras出版社为纪念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这部最为人所知的经典作品问世八十周年而出版的珍藏纪念版《巴西之根》（
Raízes do Brasil, Companhia de Letras, São Paulo, 2016）。据译者查阅的资料，自1936年José Olympio出版社的《巴西之根》第一版面世至今，这本作品，包括多本周年纪念版和意，西，日，英，德等多语种版本在内，已拥有超过四十五个版本，其中1936年至1969年间在巴西出版的前五版都经过作者奥兰达亲自更正、补充或修改，而促使他三十多年坚持精益求精的，除了一位伟大学者拥有的严谨治学态度，与西西女士提到的“季节的变换”和“天时地时”也不无关系。
在一年多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时刻谨记葡英翻译大家古格里·拉巴萨（Gregory Rabassa）所言译者必须是“一部作品最细心也最挑剔的读者”。虽然2016年八十年纪念版的原文与1969年第五版的原文并无区别，但为了更加忠实地传达作者奥兰达的原意，译者认为有必要花些精力去了解这部作品的“成长”历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项无论从文字客观拘囿或译者主观能力来讲都无从避免局限性的工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推敲斟酌以最大限度接近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涵。这样做自然占去了一些时间，迫使整体翻译进度延后不少，但译者也意外从中获得了很多“原来如此”的趣味。故此，译者决意在接下来的篇幅里，为感兴趣的读者挂一漏万地寥叙一下《巴西之根》的“成长简史”，若借此机会恰好能满足部分读者的好奇心，那便再快慰不过了。
1929年，27岁的奥兰达经由时任《日报》(
O Jornal)总董事、人称巴西“公民凯恩”的阿西斯·夏多布里昂（Assis Chateaubriand）的推荐，得到了一个外派柏林的工作机会。彼时正值所谓西方世界“咆哮的二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拥有开放、多元、丰富但同时复杂且不乏尖锐矛盾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不仅激发了17岁起就不断在《圣保罗邮报》（
Correio Paulistano）等刊物发表文艺评论、波西米亚地游走于里约街头咖啡馆、音乐酒吧、艺术沙龙及各类报社杂志社之间的奥兰达的想象力，更为这位博学且已在国内颇受瞩目的年轻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隔海跨陆回望观测本国的有利基站，一个撑得起他多年积累的文学、历史、社会、哲学等多领域知识与思考储备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巴西之根》一书的酝酿及初稿便成型于奥兰达旅居德国的这几年间。
归国后不久，奥兰达应邀开始在烜赫一时的联邦区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o Distrito Federal）教授比较文学及近代经济史等课程。工作之余，他将德国带回的手稿悉心整理，几经考究并在彼时学界“重新理解巴西”的时代召唤下，最终决定以《巴西之根》为名，交由被誉为“一整代巴西知识分子精神象征”的José Olympio出版社于1936年在里约热内卢出版。
同José Olympio出版社的合作本身即具有非凡的意义。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批重点关注巴西国家形成过程中受到过的消极影响及其负面结果的知识分子不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巴西学人，将注意力转向了研究与讨论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巴西社会“及“巴西民族”在国族林立的世界舞台上能脱颖而出的特殊性之上。在这种氛围中，José Olympio因其只看重作品质量，不考虑作者出身或地域的理念，备受知识分子及普通读者的赞许。由该出版社出品、吉尔伯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另一部经典著作《华屋与棚户》（
Casa-Grande & Senzala）的作者，负责主编的“巴西文献丛书（Coleção Documentos Brasileiros）”也就成了当时巴西最受瞩目的系列书籍。而弗雷雷不但亲自为奥兰达的《巴西之根》作序，还将这位年轻助理教授的第一本著作选作“丛书”出版的首部作品，赋予他的重视与期冀可见一斑。
1948年，José Olympio出版了《巴西之根》第二版，这也是奥兰达对原文做出最多改动的一个版本，并在书页下方和每一章之后还添加了很多第一版中没有的新注释及文献资料。在该版的作者《前言》中，奥兰达写道：“按原样重版，不作任何润色，意味着重新发表其中许多我已不能感到满意的思想和见解。如果说我有时确实会为贸然对原文做一次真正彻底的修改实际上无异于写一本新书的问题而担忧，那么，在那些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以使得表述更加准确或需要扩展段落内容的地方，我毫不犹豫地做了大量修改”，其原因是“近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奥兰达笔下的“一系列事件”，当然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在二战的遗留阴霾中进一步明确自己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支持民主的政治立场，被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在大使馆中文版《序言》中冠以“彻头彻尾的民主思想家”的奥兰达，从第二版中删去了不少可能会让同样共情民主的读者读来太嫌守旧或程式化的段落与表达。正如他该版在《前言》中提到的，为了竭尽可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绝对有必要检查原来文本中的某些特殊问题”，因为这些看似普通甚至可能被一些读者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表述，也许会为“在我们当中建立独裁政权的专制野心”创造环境。此外，奥兰达还将第一版中名为《昔日农业》的一章拆分加工成了两个不同的章节，即第三章《农村遗产》和第四章《播种人与铺路人》，原因是“这样的安排更加符合现在这本第二版的实际内容”。
1956年，《巴西之根》第三版问世。其中最明显的改动出现在首章关于“被流放于祖国土地上的异乡人”的阐述。奥兰达在新版开篇想要着重强调的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最初打算将伊比利亚文化移植到新大陆热带美洲的尝试毕竟事与愿违以失败告终了。换言之，伊比利亚人期待中的新大陆文明交响乐在被搬上了陌生且阻险重重的舞台后，不得不说早已荒腔走板，且时间拖得愈久，各种不协调、不相称和那些叫人啼笑皆非不知所措的矛盾与冲突也愈分明因而更无从回避或忽视。
除对原文的修改之外，第三版中还出现了另一个与阐释奥兰达主要观点直接相关的重要细节：他与知识分子诗人卡西亚诺·里卡多（Cassiano Ricardo）讨论第五章核心词“cordial”的互通信件被收录该版，并持续收录在了日后巴西出版的几乎所有版本当中。在给里卡多的回信中，奥兰达指出，“cordial”一词，无论从词源学或从其在当代巴西葡萄牙语语境中所传达的基本含义来讲，都与“心”相关，更准确点讲，关系着人的“情绪”与“感情”。然而，“感情”的真实流露可以有好与坏、恰当与不恰当之别，所以，这一他从诗人里贝罗·库托(Ribeiro Couto)那里借来的词与其名词形式“cordialidade”，不该被读者想当然尔地当作“bom（好的，善的）”或“bondade（善良，仁慈）”的同义词。
奥兰达用“homem cordial” 这一表达想要阐明的，是巴西人因自幼受父权家长制的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待人接物、自处处世的人际交往模式，亦即巴西人那种将一切人（甚至神灵）家人化、族人化的倾向。奥兰达在第五章中特别举了日本人惯于遵循普遍的社交规范、陌生人间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的人际关系模式的例子，来与巴西人的“cordialidade”作对比。他指出，日本人有礼貌的“冷淡”，更利于在现代城市公共生活中维持公事公办、陌生人间互相尊重对方的个体自由与权利。而巴西人那种非要将陌生人变成亲近亲密甚至必须不拘小节的“自己人”或“同类”，才能达成人际互信与共处的社交习惯，不但往往使得为方便现代城市生活而立的规范与法律只能停留纸上形同虚设，更无可避免地妨碍了巴西人个体意识的建立和对他人自由与权利的尊重。
在纠正词义的同时，鉴于里卡多在信中花了大量篇幅为巴西人独有的善良举证，奥兰达在结尾前特别申明：“我不大相信你所谓巴西人本质的善良（bondade）。我不是说我们比其他民族更好或更糟，而是任何类似的讨论都注定要迁就一些根本靠不住的主观评价标准，因此不可能得出有效的结论”。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上述这些奥兰达对自己有关“cordial”的看法所做的解释，也正是译者决定将本书的这一核心词译为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感情”与“情绪”的“热情的”，而非在中文语境中更常与“诚恳”或“善良”等特质相关的“真诚的”的原因。
1963年，也就是第三版问世后的第七年，《巴西之根》第四版在国家的新首都巴西利亚出版。这个版本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其历史的象征意义上。时任巴西总统的若昂·古拉特 (João Goulart)与其团队推出了一套多面向的、名为“基本改革（Reformas de Base）”的社会结构性改革方案。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款规定，教育机构将被赋予更广泛的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院系制，取消教授推荐制等。此次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是名著《巴西人》（
O Povo Brasileiro）的作者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在他与同伴的努力之下，1960年，巴西利亚大学（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UnB）作为示范院校落成，1961年，巴西利亚大学出版社（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开启了“巴西基础图书馆”（Biblioteca Básica Brasileira）的书库项目，包括《巴西之根》第四版在内的50部旨在向巴西人介绍巴西历史与文化的经典著作陆续出版。
若昂·古拉特的“基本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也因日后被当做巴西1988年《宪法》的灵感来源（部分内容甚至直接被纳入《宪法》）而取得了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这套改革并没能被推进到底。1964年4月，军队通过精心策划的政变推翻了总统若昂·古拉特的统治并开启了为期二十一年（1964—1985）的军人独裁统治。1969年，为声援受独裁政府颁发的《第五号机构法》（
Ato Institucional n.º 5， AI-5）影响被迫害或流放的同事，奥兰达辞去了已担任十多年的圣保罗大学教授的职位。也正是在这一年，José Olympio出版社不畏险阻高调推出了《巴西之根》第五版，这也是作者奥兰达生前亲自修订的最后一个版本。
除作者对原文进行的少量修辞与装饰性的改动之外，此版另一个亮点是坎迪多名为《<巴西之根>的意义》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坎迪多精确描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西思想界由弗雷雷、奥兰达和《当代巴西的形成》（
Formação do Brasil contemporâneo）的作者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únior)形成的三足鼎立的璀璨局面。此外，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严重侵犯巴西人权的历史背景下，在彼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三十年代以来本国学界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开始抱持怀疑态度的消极氛围中，坎迪多通过为第五版作序，坚定重申了《巴西之根》及其作者反对独裁专制、支持民主的一贯立场。这篇日后被称作“《巴西之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的序言，被持续录入了所有随后陆续在巴西出现的版本当中。
以上便是译者想要与读者简要分享的《巴西之根》“成长简史”。1982年秋，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这位9岁开始创作音乐剧、17岁驰骋文坛、懂六门语言、拥有国际知名学者所能拥有的几乎一切头衔,却在需要做自我介绍时往往只分外认真地讲“我是音乐人奇科·布瓦尔克（Chico Buarque）的父亲”的巴西文化史上公认的思想巨匠，因肺部并发症在圣保罗去世，享年80岁。而这部奥兰达心系一生的《巴西之根》，也被认为是任何一个想要了解巴西的人的必读之书。
最后，非常感激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郭存海老师的信任与推荐，同时也感谢这一年多来王立刚编辑的支持、帮助和耐心。文中涉及到一些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拉丁文方面的段落与表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好友Caio César Christiano和博士项目导师Eduardo de Almeida Navarro的慷慨相助，在此谨致谢意。
《吕氏春秋》有言：“败莫大于不自知”。拙译中疏误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多多赐教，不胜盼祷。
[1]巴西著名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奥·坎迪多（Antonio Candido）赞《巴西之根》语。
[2]社会学家佩德罗·梅拉·蒙泰罗（Pedro Meira Monteiro）和历史学家莉莉亚·莫里茨·施瓦兹（Lilia Moritz Schwarcz）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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